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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对敲的研习相关文章合集

zyw53周前 (07-05)文章10

什么是敲砸勒索罪敲诈勒索罪的量刑标准

敲砸勒索罪有其自身的主观,客观上的构成要件 ,敲砸勒索也会因为其后果的严重程度而有不同的刑期 ,下面,就简要讲述一下敲砸勒索罪的量刑标准 。 

 

一 、概念

  敲诈勒索罪(刑法第274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

  

二 、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各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这是本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不同的显著特点之一。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公私财物 。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 、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

  威胁,是指以恶害相通告迫使被害人处分财产 ,即如果不按照行为人的要求处分财产,就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遭受恶害。威胁内容的种类没有限制,包括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威胁 ,威胁行为只要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不要求现实上使被害人产

  总之,如果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将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敲诈勒索罪也是根据后果的严重程度来进行处罚的 ,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建议咨询专业的律师,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保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法律上的援助。

敲诈勒索罪的具体数额如何认定

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是多少

压力表轻敲位移的原因及修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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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远征等 : 压力表 轻敲位移 的原 因及修理方法 

压 力 表 轻 敲 位 移 的 原 因及 修 理 方 法 
T eResnadR h i Me os o  e r sr  a g ’ Tf n   slcm n  h  ao  n   ear t d  rt   e ueG ue  af gDi ae e t   h f hP s i h 赵 远 征  陈  东  
( 成都市 计量监督检定测试 院力学所 , 四川 成都 6o2 ) 101 
摘 要: 本文对压力表检定过程中的轻敲位移现象及原 因进行 的分析并提出常用 的修理方法 。  
.  

关键词 : 轻敲位移 ; 原因 ; 修理 

压力 表  、 精密 压力 表 、 膜盒 压力表 检定 中有 一项 计量 

性能指标叫轻敲位移又叫轻敲后 的示值变动 , 是衡量压  力表零部件制造及装配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该指标直  接影响到压力表计量性能、 又是 压力表 因结构和工作原  理因素无法 完全消除 的 。为保证压力表计 量 的准确可  靠 、 必须将轻敲位移带来的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以 所   检定规程对压力表 的轻敲位移给了一个允差范围。   在实际检校压力表时 , 轻敲位移可能超差。这时我  们应对产生轻敲位移的原因进行分析查找并有针对性 的   转动应灵活 。安装时两 端应在 同一平面上  , 用手应 能明   进行调修 , 以解决问题 。下面就产生轻敲位移的因素及  显感觉到有松动感。而拉杆卡紧大部分都是拉杆两端不  修理方法进行一些探讨。   在同一平面引起 。这时应观察弹簧管的自由端与扇形齿轮  压力表的机芯是由多组孔轴和一对齿轮动配合组成  短臂能否校正在同一平面。如不能校正则应采用将拉杆扭  的。压力表弹性元件 的线位移靠机芯进行传递 , 转换放  成 S 型以消除拉杆卡紧带来的影响 。不论哪种方法修理后  大 , 在指示机构上指示 出对应 的压力值。这些动配合 问  的结果应以手感觉拉杆两端转动灵活且有一定间隙; 拨动  定会有 间隙。轴与孔 的接触点 , 扇型齿轮与 中心轴齿  扇形齿轮 , 放开后齿轮应非 常灵活 的回到原位为好  。   轮的啮合点可能因多种 因素( 比如敲击 、 动等) 震 影响而  此外 , 指针松动( 指针与轴、 指体与针套 )指针与刻  , 不断变换 0这种变换必然会被传递放大到指示 机构 , 使  度盘或玻璃的磨擦也会导致轻敲位移的产生。应分析具  压力表示值发生变化。这是产生轻敲位移的一个主要原  体现象, 因再进行 修理  。如是 指针松动  , 成 则应 紧 固指  因。为克服间隙带来的影响。压力表一般都装有一盘游  针 。如是指针磨擦 , 应分两种情况 : 一是针体变形需校正  丝 。利用游丝的张力 , 使各孔轴齿轮间单 向受力  , 而将接  针体 , 二是 中轴弯曲则需校正 中轴。   触点控制 在单方 向小范 围内以减少其 带来 的影响。因   轻敲位移直接影响到压力表的示值 , 在如不能将位  此 , 由于游丝张力不足可 能使轻 敲位移 超出允许范 围 。   移现象控制的较好的话示值是个 变量 , 将无法判定示值  这时轻敲位移 的表象是 在一定范 围内不断发生发生变  误差。因此 , 如有轻敲位移较大的情况  , 应先将其解决后  化 , 且压力表指针无力 , 呈松动感 。克服该种轻敲位移 的  再进行示值误差检定 , 方能保证检定结果的准确  、 可靠  。   方法就是加大游丝张力 , 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 一般都能见  赵远征 ,  , 师。工作单 位 : 男 工程 成都 市计量 监督检 定测试 院力  效 。游丝的安装有两种方法 : 一种是正安装( 顺时针方 向   作者简介 : 学所  。通讯地址 :10 1 6 0 2 成都市东风/ g 巷 5号。  ̄ -   向内旋 )这时应使扇形齿轮与中心齿轮脱开后反时针方  , 陈东 , 成都市东风路北二巷 5 成都 6 02 )  号( 10 1。 向旋转中心轴齿轮  , 使游丝在压力表零位时具有最大张  收稿时 间:0 9 7 1 20 一o 一O  力 。游丝张大的程度 以上限点仍有作用为限。如过度张 


大游丝 则会使 游 丝外形 发 生较 大变 化影 响 游丝 性能 。 此  外, 拉杆两端的孑 过度磨损也会导致上述轻敲位移现象  。 L   如是拉杆过度磨损则只能更换 。   第二种原 因是拉杆两瑞卡紧引起的轻 敲位移 。此轻  敲位移表现为 : 敲击轻时 , 位移 量小  , 敲击重 时, 位移量  大, 范围不定  , 针指有明显的阻滞感 , 且伴有较大的回差 。   压力表的拉杆是连接弹簧管 自由端与扇形齿轮短臂 , 传  递运动的零件 。因此要 求它两端连接处应有一定 间隙,  

参考 文献 

[] 4 高隽 . 人工 神经网络原理 及仿真实 例[ . M]北京 : 机械 工业 出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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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周霖 . S D P算法 设 计 与 系统 方 案 [ ] 北 京 : 防工 业 出版 社 . M . 国  
20   0 4.

作者简介 : 良昱 , 。 苏 男 硕士  , 助教 。工 作单 位 : 昌学院 电气 信息 工程 学  许 院 。通讯地址 : 10 4 0 0河南省许 昌市。 6   赵忠彪 , 昌学 院电气信息工程学 院( 昌 4 1 0 ) 许 许 600 。  
收 稿 时 间 :09一o 一O   20 4 1

[] 3焦李成 . 神经 网络系统理论 [ . M]西安 : 西安 电子科技大 学出版社 ,  
】9   9 0.


敲鼓快乐的劳动节日记300字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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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年x月x日 星期x 天气x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妈妈带我去武林广场玩。

忽然我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响,抬头看看天,好像没有要下雨的样子 。再一看 ,原来杭州大剧院门前有人在敲鼓。我也急忙跑过去凑热闹。穿过马路,走上台阶,看到架子上放着两个火红的大鼓 ,分别叫做吉祥、如意鼓 。我迫不及待地挥动拳头就使劲地敲了起来 ,的声音果然像雷声一样 。小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就像比赛一样,鼓声越来越响 ,越来越乱,那阵势就像有千军万马在沙场上厮杀,广阔的武林广场笼罩在一片欢快的鼓声中。周围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高兴极了 ,敲得也更带劲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古代的将军正在指挥杀敌,保家卫国呢 。

最后 ,我的手肿得红通通的,没办法再敲了。但是我的心里还是非常的高兴,感觉过了一个很隆重的节日!

如果宝宝常用力敲自己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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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1年5月9日 21:23—21:39 
  提问:源源 
  回答:陈惠金(上海新华医院主任医师新生儿脑科专家) 
  源源:我宝宝7个月了 ,不知为什么他经常用力地敲自己的小脑瓜?(21:23:56) 
  陈惠金:请问您的孩子出生时或者出生后曾经患过什么病吗?(21:25:38) 
  源源:有 。在6个月左右,他有过拉肚子、发烧。(21:26:54) 
  陈惠金:那么在他出生时有没有窒息的现象?(21:27:20) 
  源源:宝宝的妈妈生他之前因为耻骨联合分离,所以他是剖腹产生下来的 ,一切都很正常。(21:31:11) 
  陈惠金:在他用力敲打自己头部的时候有没有痛苦的表情?(21:33:23) 
  源源:他好像没有痛苦的表情 ,倒是显示不耐烦的表情 。(21:37:51) 
  陈惠金:为了排除孩子是否因为头痛,或者头部不适而引起这些动作,建议去医院就诊一次 ,如果有条件的话,进行头颅B超检查,或者CT检查。(21:39:46)
《如果宝宝常用力敲自己的脑袋?》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

 编者按:8月18日至8月27日 ,由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巴蜀文化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项由台北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教授共同主持的学术计划,旨在透过实际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使学员对巴蜀地域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有现场的体认 ,并促进两岸青年文史学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激荡 。研习营师资阵容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四川大学为主,并请到成都蔡氏中医馆 、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襄助,讲座内容丰富 ,学员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的三星堆文化到当代的成都茶馆,晚间则有专职助教指导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展开讨论。这里刊发的是罗志田教授在最后综合讨论中的发言。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聚集起来探讨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独立 。我自己是四川人,过去对此感觉不明显。后来一位在中国各个地方教过英语的美国老师告诉我 ,她发现四川人和别处人不同 ,很独立,不太容易听人的话。过去有个名对联说,天下未乱蜀先乱 ,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明末清初的话,到清末民初似也如此),大致也反映出这一特点 。巴蜀文化与周边西南的云、贵 、藏 ,西北的陕、甘、青,甚至远到东南亚的文化,都有一些相似 ,又都不那么一样。

  然而,作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巴蜀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下的一个区域分支 ,还是存在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中国文化,是可以斟酌的。换言之,中国文化不必是由一个个可区隔的子文化相加而成 ,而是中国之内各地方人共同分享又各自表述的一个文化;共享者反映共性 ,各表者表现个性 。梁启超早就说过: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 ,不能得其全相。因此,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只有通过分区叙述以展现个性 ,才能够真正了解整个中国的共性 。以下所说的巴蜀文化或区域文化,大体都基于这一视角。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中心或主体基本稳定 ,边缘却伸缩波动,变多于定。巴蜀文化亦然,它不仅在时序上是流动发展的 ,对外也始终包容开放,没有太强的排他性 。在长期持续的互动中,外在因素时常内化于巴蜀文化之中 ,进而物质化于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历史遗迹和民风民俗之中。从三星堆到金沙的出土物事可以看出 ,从很早开始,巴蜀文化就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中原不甚同;但又一直和中原保持接触 ,与中原文化关联密切,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不入流。包括后来文翁的教化作用,影响恐怕也没有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大 。

  司马相如的学问 ,就是在文翁入蜀之前修习所得 。蒙文通先生曾细考其文,发现他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故在文翁办学之前 ,六经之学已传于蜀。四川既然出过这样可以影响全国而且带动风气(后来赋的文体很流行)的人物,文翁开发的必要性就减小了(除非文翁入蜀更早) 。且文翁带来的不必是我们后来理解的那个儒学文化,那是中原重黄老的时代 ,长安就正在重黄老,他会带那么多儒术来吗?故文翁对巴蜀的改变,部分是一个后来塑造出来的形象 ,也可能是在独尊儒术以后才构建出来的。很多年后的扬雄 ,仍没体现出多少文翁教化的痕迹,反倒是继承了司马相如的风格。所以《汉书地理志》明言文翁教化的成效有限,而司马相如 、扬雄一系才体现了巴蜀的风格 。

  但是 ,巴蜀也一向不那么排斥外来的文化,到了清代可能更开放一些,因为四川从清代开始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据说川人被张献忠杀得差不多了(杀人者或也包括追剿张献忠的官军) ,康熙那个时候,政府统计人口好像只有十万户了。当然有很多人或许只是逃跑了,不是真的被杀了 。但当时杀的人或吓跑的人确实多 ,我下乡的那个地方,距成都只有一百公里,当地有一种灌木叫马桑 ,它应该永远长不大,几乎是每年自己死掉,然后换新的 ,所以永远都只能长到直径两三厘米左右;偶尔有几株没死的 ,会继续长,也会被当地人每年砍了作柴烧。但贫下中农告诉我,他们祖先来的时候 ,马桑已经长到直径超过十厘米那么粗了。也就是说,离成都一百公里的那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烟了 ,可想那时人口已少到什么程度了!

  后来经过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形成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 。故四川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川人对外来的人和外来因素通常都不会太排拒。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排外 ,还是排一点。以前四川这边做生意的多是陕西来的,所以对北方人通常以老陕称之 。我小时候,如果在成都街上看到一个像我今天这样说国语的人和一个说四川话的人打架 ,那大家多半都会帮那个讲四川话的人 。只要喊一声打老陕,很多人都上来帮忙。或即因是移民,通常都养成一种能打群架的防卫本能;但不打架的时候 ,川人对外来人还是较亲切的 ,毕竟很多人自己也是外来的。

  简言之,巴蜀文化从一开始就既独立又不那么排斥外来文化或外在影响 。这样的一个文化,自有其特点。我的感觉 ,巴蜀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带有坐井观天的意味。我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本义,可以形象地表述出一种在框架中无限开放的取向 。如果在很开阔的大平原 ,人们可能多四顾,而不一定向上看,无形中可能忘了对我们很重要的天。而四川的地理形态是一个盆地 ,这样的地貌,就比较容易向上看,所以天文学长期很发达(如汉代就出了落下闳)。一直到近代廖平的经学六变 ,由第三变开始,后来的变化就越来越往天上走 。

  对廖平的六变,连他最重要的学生蒙文通都不敢接受 ,只申说前两变 ,三变以后的基本存而不论。其

汉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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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是儒学独尊的 时 ,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 政治 结下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 ,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 历史 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 理论 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 ,成功地维系了思想统治, 影响 到君主的临朝决策和治国施政 。这种传统不仅赋予汉历史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政治生态,而且也为后世王朝所承袭 发展  ,历史影响十分深远 。然而,把汉君主作为行为主体,观照其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行为和权力运作 ,却是迄今 研究 视野中的一个盲点。因此,本文拟就此探溯源流,揭橥因果 ,以求教于史学同仁。

我国自三以来 ,素有重视思想统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的历史传统 。在经历了秦极端文化专制主义浩劫后 ,儒学超拔于百家之上,在汉初统治思想选择过程中被王朝正式接纳并定于一尊,开辟了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新时。这个历史转折造就了汉君主在儒学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行为 ,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上述宏观背景之下,汉“儒学皇帝 ”的文化形象和“亦君亦师 ”、实施思想规范的皇权职能,被从历史底色中凸现出来 。
我们知道 ,由于阶级、历史的局限和 社会 的分工,封建君主大约从来也没有扮演过思想理论创造者的角色,汉诸帝亦莫能外。他们在先秦以来庞大的思想遗产面前 ,不过是充当了一个选择 、接受和规范者。所以,汉君主的理论行为,不同于思想家创立观念范畴、建构思想体系的思辨形式 ,而是依次践履着从接受到规范的两步曲 。前者大体上可称为君主儒学 教育 ,但从君主对儒学的研习接纳角度表述,更能够体现皇权对理论需求、选择的主体意志;而后者实质是意识形态管理和一种特殊的思想统治。因此,我们只有超越单纯的教育史研究视界 ,才能触及应有的历史深度。
君主研习儒术,这是汉的一个创造,但君主教育却是三以来早已有之的 。接照先秦典籍记载 ,西周时期为天子及其储君置有专事教诲的师 、傅 、保等官职。《周礼》提到周对国君的六艺之教,“一曰五礼,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 ,六曰九数”。在西周制度下,王朝行政事务比较简单,主要 内容 是举行以祭祀为核心的各项礼仪活动以及维护统治的战争 ,六艺教育正是服务于西周贵族政治需要的 。孔子创立儒学后 ,传授知识实现了由旧六艺到新六艺——《六经》的转变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 、《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但在东周时期王道陵夷、诸侯力争的形势下,儒家的新六艺之教并没有系统地施之于君主教育。秦一向有法家传统 ,统一天下后秉承韩非主张,“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 ,君主和诸公子亦无例外,如秦始皇“使赵高傅胡亥”,“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 。 ”〔2〕汉兴 ,情况逐渐改观,随着汉家政治对儒学的接纳,对王朝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理论素质的要求 ,重新塑造君主形象,适应新的历史使命成为时的定位。
分而言之,这一传统的确立首先缘于最高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需要。儒学上升为帝王学的奥秘 ,在于它是封建政治学的经典和帝王之道的载体 ,囊括了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方略 、典章制度和重要史鉴,正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 ,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3〕这典型地反映了汉人士的经典观。后世学者进一步概括为“孔子述作之旨 ,以学术括治术”〔4〕,因而它能够满足帝王明习统治方略和临政决策经验的基本需要。
其次,是管 理学 术事务 ,实施思想统治的需要 。儒学是秦汉时期发展相对最完善庞大的学说体系,经纬万端,包容丰富 ,素有广博之称。汉经学家又有远远超过《五经》自身规模的解经之说,使之成为“博而寡要 ”的烦琐体系。如何有效地驾驭规范这一意识形态工具,并利用它统一社会思想 ,施行礼乐教化 , 自然 成为皇权职能的重要方面,最高统治者没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修养是难以胜任的 。
其三,提高君主道德素质的需要。儒家把君主的道德素质视为影响治乱安危的根本条件 ,“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甚至君主“一言而兴邦 ,一言而丧邦”〔5〕,故“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 ”〔6〕。按照儒家的天君合德观 ,君主要合天之“诚”,法天之“仁”,顺天之“明德 ” ,而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型君主,只有通过承师问道,研习儒学伦理经典以“广明德慧 ” ,才有可能臻达 。
最后 ,从汉历史实际看,在儒家文化的大氛围下,有些君主在儒经研习上确乎表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 ,由登堂而入室进入了研究层次,这里除了政治动机外,应承认有学术兴趣的因素 。

汉君主研习儒学经历了一个形成过程。汉初 ,新王朝对于统治思想处于探索选择阶段,思想界禁锢逐渐解冻。诸子百家之学复苏,与此相应 ,帝王之学亦呈驳杂,未有一定之规 。刘邦委任大儒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教刘盈,却又以道家张良行太子少傅事 ,便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刘邦本人对待儒学的态度,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据《古文苑》“手敕太子”逸文,他告诫太子 ,“吾生不学书 ,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 。今视汝书犹不如吾 ,汝可勤 学习 ,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这说明刘邦已从过去的轻儒转而重视读书并以此督促太子。从现有史料看 ,陆贾奉敕所献《新语》,算得上这位开国君主所接触到的儒学著作了 。陆贾在书中推崇圣人之道,批评“夫世人不学诗书 ”〔7〕的社会风气 ,应该对刘邦父子有所影响。
黄老之学既兴,遂成帝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史称“孝文好道家之学”〔8〕 ,又称“本好刑名之言”〔9〕。不过,文帝亦习儒,十三年《除肉刑诏》中便征引了《诗》 。在黄老风靡之时 ,也酝酿着儒学的崛起 ,有识之士力倡新的君主教育方式。贾谊向文帝进言:“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 ,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正矣 。 ”他征引《学礼》tuō@①言西周制度,主张储君分别入东学、南学、北学 、西学和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 ,达到“德智长而治道得”〔10〕,并把太师、太傅职守确定为教诲天子讽诵《诗》、《书》 、《礼》、《乐》,“谕于先圣人之德 ,君国畜民之道”〔11〕 。然而,文帝“不用其议 ”〔12〕。
后有博士晁错上书,他说:“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 ,以知术数也。”术数,是指“人主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知所以听言受事而不欺蔽 ,知所以安利万民 ”〔13〕 ,张晏注:“术数,刑名之书也”,张瓒认为 ,“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 。”晁错说,“皇太子所读书多矣 ,而未深知术数 ”,并谈到“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 ”〔14〕 ,可见这时传统六艺的一些内容还保留在帝王教育中。文帝善之,遂拜错为太子家令,“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15〕。当时又有张欧“以治刑名言事太子”〔16〕 ,东阳侯张相如任太子太傅(学术倾向待考),后免,推文吏出身的大臣石奋继任 。文吏系指吏员出身以明习法令积劳积功晋升的官僚 ,多属法家倾向。由上可见文帝时期储君所学是以法家学说为主体的 ,并保留有旧的传统六艺内容。
景帝时期是帝王之学转变阶段 。由于当时学术民主空气较浓,百家并进,儒学在朝野的势力逐渐滋长 ,景帝时治儒经的学者已占据了一些博士位置。所以尽管景帝登位前接受了大量的黄老刑名之学,但他也表现出对儒学的好感和器重。《史记·外戚世家》称,景帝母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 ,帝及太子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 。“不得不”三个字把景帝矛盾态度揭示殆尽。在儒道互绌的辕固生事件中〔17〕,景帝予快刀助之 ,救其一命,亦有微妙态度存乎其中。因而,景帝初立太子刘荣时 ,就以好儒术的窦婴为太傅 。后“既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召卫绾拜为太傅”,卫绾习儒学 ,是后来推行独尊儒术的重要人物 。卫绾迁御史大夫后 ,复拜大儒申公的弟子王臧为太子少傅。由此观之,史称“乃至孝景,不任儒者 ”〔18〕 ,并不尽真实。武帝做太子阶段在儒师传授下开始研习儒学,这使他大量接受了儒家学术的熏陶,培养了对儒学的终生爱好 ,对他后来择定儒学为统治思想有直接影响 。
武昭宣时期是汉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确立阶段。武帝即位后,发起尊崇儒学的努力,初次受挫于窦后势力 ,第二次终于成功,开创了儒家政治格局,儒学披上了帝王之学的光环。从帝王之师的人选方面看 ,主要由太子师傅和侍讲之臣两类人物构成 。太子太傅、少傅之职品秩不算高,但为储君授学的地位是显赫荣耀的。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刘据,擢拔沛郡太守石庆任太傅。斯人“驯行孝谨” ,“为齐相 ,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19〕,是恪守儒家道德又有些黄老无为倾向的君子型人物 ,学术上无所建树 。太子少傅任安,文吏出身,西汉一大名士 ,于儒学亦无特殊造诣。所以这一阶段太傅少傅之职尚未完全以醇儒为任,这当是武帝不纯任儒生的思想所决定的。
昭帝因巫蛊之祸以幼冲承嗣登位,宣帝自民间入宫继大统 ,故皆无太傅之设 。至宣帝立太子时,师傅职守以大儒充任成为常制。当时太子太傅之任,先后有《春秋》学大儒疏广 ,《尚书》学大儒夏侯胜,兼治《论语》《诗》学的名儒萧望之;少傅先后有疏受 、夏侯建 、夏侯千秋,皆博士出身的一流经学家。另有文吏出身的丙吉曾居太子太傅之任 ,系有恩于宣帝的旧臣 ,任数月即迁 。此后,自元帝迄于东汉诸朝,莫不循由此制 。如西汉后期任职者有《春秋》学大师严彭祖、《诗》学大儒韦玄成、匡衡 、师丹、孔光等。东汉有王丹、张湛 、桓荣、张佚、甄宇 、张兴、桓焉等。这些硕学鸿儒多有著述传世 ,在两汉书中知名见纪;有些则创立流派,“别自名学 ” 。他们卓越的学术水准,提供了高质量的儒学教育。
  从研习的儒经内容看 ,汉初惠帝曾从田何生习《易》,并亲幸其庐以受业。武帝本来好文词,“尊公羊家”(即《公羊春秋》学) ,又曾习《尚书》,晚年又习《诗》 。立卫太子后,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 ,复从江公私问《谷梁》而善之”〔20〕。卫太子死后,武帝有意传位幼子刘弗陵,遂擢光禄大夫蔡义以《诗》进授昭帝 ,又有博士、给事中韦贤“进授昭帝《诗》 ”〔21〕 。昭帝《始元五年诏书》称:“朕修古帝王之事 ,通《保傅传》 、《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22〕昭帝死,霍光策立宣帝时称:“病已师受《诗》 、《论语》 、《孝经》 ,可以嗣孝昭,子万姓。”〔23〕宣帝在位时,“修汉武故事 ,讲论六艺群书 ”〔24〕,“善谷梁说 ” 。元帝为太子时,“好儒术文辞”〔25〕 ,“张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疏广为太子太傅,“在位五岁 ,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 ”〔26〕。又有高嘉以《鲁诗》授元帝 。“孔霸治《尚书》,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27〕 。萧望之“为傅 ,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28〕。元帝在位时“好诗 ”。
成帝为太子时 ,匡衡以习《诗》,“拜为太子太傅”,“韦玄成明于《诗》 、《论语》 ,迁为太子太傅”,“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 ”,张禹“授太子《论语》”〔29〕 ,伏理”以诗授成帝 ”〔30〕 。成帝“及为天子”,“好儒雅”〔31〕。
  东汉光武帝早年曾在长安太学习《尚书》,立国后亦兼重古文经。明帝立为太子后 ,“师事桓荣,学通《尚书》 ”〔32〕 。章帝“尤喜《古文尚书》,《左氏传》 ”〔33〕。安帝为长安侯时 ,“能通《诗》、《论语》,笃学乐古”〔34〕。
除了储君阶段由东宫师傅授学外,君主在位期间又有延师入廷讲授的做法 。武帝本不喜《尚书》 ,后来见到专攻《尚书》的大儒倪宽 ,语经学,“悦之”,改变了偏见 ,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 ,可观 ”。乃从宽问一篇〔35〕。晚年又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说《诗》,甚悦之”〔36〕 。昭帝幼年继位后 ,由儒臣韦贤、蔡义,夏侯胜入授于殿内。元帝“好诗”,谏大夫张游卿“以《诗》授元帝 ” ,匡衡以治《诗》“拜为太子太傅,而事孝元帝”,后迁为光禄勋 ,居殿中为师 ,“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37〕。
东汉时期 ,君主习经传统又有所发展 。光武“以习经术而涉大位 ”,格外降意于儒经研习 。光 、明、章帝时期开创了又一个鼎盛阶段。君主习经范围比西汉更为全面,光武在位时 ,担任两任太子儒学经师的,先后有治《韩诗》的郅恽,治《礼》学的王丹、张湛 ,治《春秋》的钟兴,治严氏《春秋》的甄宇,治《尚书》的桓荣 、何汤 ,治《易》的刘昆,治《论语》的包咸等,这种遍习群经的做法在西汉是没有过的。
东汉时以皇太子出身登位的君主仅明、章、和 、顺帝 ,其余诸帝皆是以诸侯王支系入继大统 ,故后期帝王没有经过太子阶段的师傅教育,而是依靠儒臣侍讲之制实施经学教育,这也是与西汉不同之处 。明帝既位后“常与桓郁居中论经书”〔38〕 ,又数召张pú@②入讲《尚书》,相互论难经义,并任为郎 ,“遂令入授皇太子,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 ,数有匡正之辞”。后来其子张蕃“以郎侍讲于太子 ”〔39〕。楼望习严氏《春秋》,亦奉召“入讲省内”〔40〕 。章帝既位后,尤喜《古文尚书》和《左传》 ,诏贾逵入讲北宫、南宫,建初元年又召魏应、召训讲于禁中,校尉桓郁亦继传父业 ,入授章帝。和帝即位 ,富于春秋,桓郁“复入侍讲”,又有张蕃“以郎侍讲 ” ,郎中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41〕。安帝 、顺帝时,有儒臣桓焉“以经授二帝”,桓 、灵帝时侍讲之臣有刘宽、张济、黄琼 、桓麟、杨秉、杨赐等 。东汉侍讲 ,视为宫廷中大事,故有注籍记载之制〔42〕,作为君主活动的档案传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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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两汉帝学内涵而论 ,主要集中在今文经的三大经典——《春秋》 、《尚书》、《诗》以及《论语》、《孝经》上。《春秋》“约其文辞而旨博”,一方面包含有丰富的 政治 借鉴,“夫《春秋》之为也 ,道往而知来者也 ”〔43〕 。另一方面,蕴含着孔子“正名分 、寓褒贬、明善恶”的“微言大义”,故兼有政治、道德方面的实用价值和学术 研究 价值。司马迁尤其高度评价了《春秋》学的政治价值 ,“拨乱世而返诸正莫近于《春秋》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44〕。武帝尊崇儒经,一开始就把《公羊春秋》推到五经之首的地位 。这一方面是因为武帝当年竞争太子之位时,《公羊传》的“君子大居正”原则保证了武帝的继嗣权〔45〕;另一方面 ,董仲舒关于《公羊春秋》“三科九旨”和治国之道的阐发,也迎合了武帝改革西汉政制的需要 。所以武帝不仅自己酷爱《公羊传》,而且“诏太子受《公羊春秋》 ,由是公羊大兴 ”。迄于两汉,《公羊》一直处于《春秋》帝学的正宗。如唐殊所论,“考西汉以来 ,《春秋》学以公羊学为最盛”〔46〕 。到宣帝时,《谷梁春秋》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是为了利用其礼治倾向以缓解武帝末年加剧的 社会 矛盾。

两汉帝王学的另一重要经籍是《尚书》。《尚书》是尧舜禹和三的政事事典 ,圣王治国的嘉言懿行尽在其中 。汉儒孔安国极力推崇,“先君孔子,讨论《@③》 、《典》 ,举其足以垂世立教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47〕。武帝、宣帝、元帝等皆习《尚书》 。东汉时《尚书》在帝学中上升到五经之首。刘秀曾在长安太 学习 《尚书》 ,“略通大义 ”。明帝立为太子后师事桓荣学《尚书》九载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桓荣祖孙三先后分别为光武 、昭帝 、章帝、和帝、安帝 、顺帝讲授《尚书》、《欧阳尚书》。东汉诏令亦多引《尚书》 ,这反映了东汉帝王之学更注重通经致用的学风 。

《诗》中包容了周 历史 、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量资料,先秦儒家以《诗》言志 。自《孟子》始,常推《诗》意以立论 ,并开创征引《诗》为文的格式。《诗》学除在政务中发言立论缘饰吏事外,又有道德 教育 的功能。贾谊认为,太傅为天子称诗 ,可以“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48〕 。武帝爱好文学,故习《诗》 ,并命昭帝刘弗陵习之。元帝柔仁好儒 ,以《诗》教的“温柔敦厚 ”精神施政。东汉君主习《诗》者少,光武时郅恽曾授皇太子《韩诗》,《韩诗》特点是“引《诗》以证事 ,非引事以明《诗》 ”〔49〕,重在义理,反映了东汉帝王之学意趣与西汉的差异 。

五经中的《礼》 、《易》 ,在汉帝王之学中地位较低,故太子师傅之任无治《礼》《易》名家者。东汉有所改观,有明帝时张兴以《易》学拜太子少傅。究其原因 ,汉今文学的《礼》乃《仪礼》,其实用价值不高,又皆繁文缛节 ,很难引起君主研习的兴趣 。《易》学长于权变,阴阳灾异思潮多引《易》发挥,在汉政治舞台上颇活跃 ,但文义深奥 ,学习难度大,效用亦不若后来兴起的谶纬之学来得直接,故亦遭君主冷遇。

  《论语》、《孝经》在汉不属五经之列 ,但地位和 影响 不亚于五经。匡衡认为:“《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50〕 。西汉末年有“孔子志在《春秋》 ,行在《孝经》”之说〔51〕,认为《孝经》等都是孔子为后世帝王取法而预言的法典。东汉赵岐以为,“《论语》者 ,五经之guǎn@④xiá@⑤,六艺之喉衿也 ”〔52〕。汉帝王之学推重德教,又主张“以孝治天下” ,所以为君主必读之书 。君主幼年以此入门,长而习五经,成为惯制 。

纵观两汉帝学内涵的推移 ,大体决定了汉儒学内部诸经典和学派的盛衰浮沉 ,两者内在联系的探索,将有助于 总结 汉儒学变迁的 规律 ,笔者将另文述之。

两汉时期形成的以儒学为 内容 的君主教育传统 ,其文化效应是多方面的。

首先,君主习经传统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推动了儒学社会化的进程 。自武帝以来 ,汉历朝君主皆自幼读经,临政治国之际犹延师讲论不辍,这在封建 时 无疑是最有号召力的事实 ,它成为尊崇儒学系列措施中的一个中心环节。正如牟宗三所论,汉君主“以经学通朝野上下之志,立时风尚之纲准 ,故能成一之规模”〔53〕。

  与此相应,汉诸侯王、外戚等贵族集团也亦步亦趋,以习儒读经为时务 。如王式为昌邑王师 ,“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 ”〔54〕。定陶王刘欣入朝 ,“上令诵《诗》,通习,能说”〔55〕。光武时沛王刘辅“好经书” ,善说《素氏易》 、《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说》〔56〕 。成帝时,“上诸舅皆修经书 ”〔57〕。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 、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 ,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58〕。

君主向学习经传统,又必然衍生出尊崇经师风气 ,进一步提高了儒师地位 。按照儒家传统,“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59〕。元帝诏书称:“国之将兴 ,尊师而重傅。 ”〔60〕为了表彰帝王之师“授道帷幄”的“师范之功”,成帝时“敬重师傅,张禹、郑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 ”〔61〕 。张禹以天子师 ,“国家每有大政 ,必与定议 ”〔62〕 。西汉形成“人主师当为宰相”的惯例,首开其例者是蔡义以昭帝师为丞相,此后有韦贤 、韦玄成父子 、匡衡、张禹、贡禹 、孔光等皆备受尊崇 ,位极人臣。东汉明帝对经师桓荣“尊以师礼,甚见亲重”,“荣疾病 ,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 ”。及卒 ,“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63〕,可谓君主尊师的典范 。

在汉君主身体力行的示范带动下 ,以儒学取士“劝以官禄”为诱导,社会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如西汉公孙弘少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 ”〔64〕;眭弘“少时好侠 ,斗鸡走马 ,长乃变节从羸公受春秋”〔65〕。郑玄,“自游学,家贫 ,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人”〔66〕,甚至丧乱颠沛之中依然习儒授学不废 。东汉宫廷之中 ,甚至“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 ”〔67〕。史称“其服儒衣,称先王 ,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所谈者仁义 ,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68〕 。儒家文化家喻户晓,获得了空前地普及 ,纲常伦理深入人心 ,儒家思想及其价值成为汉社会的时精神。

其次,君主习儒读经传统,提高了紧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养 ,塑造了汉君主的文化形象,为皇权规范儒家学术、参与儒学事务、实施意识形态管理作了必需的知识准备,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多年研习论讲 ,汉一般君主对于儒学都能通晓大体经义,掌握基本的政治说教,而天资聪颖 、悉心向学者达到了精通经义、从容驾驭的水平 。如汉武帝自幼喜读经书 ,对儒家天人之际学说自有不同寻常的领悟,这在他与董仲舒君臣策论的册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武帝说:“朕永惟万事之统,欲闻大道之要 ,至论之极”〔69〕。说明他考虑的是纲领性的政治 哲学 问题 ,接着又提出“三受命,其符安在? ”以及“灾异之变”和“性命之情”等三个分问题 ,要求对策者就上述范畴作出 理论 上的回答 。这无疑反映了武帝的儒学知识素养和理论导向能力 ,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天人三策,董仲舒完全是在汉武帝再三启发下 ,揣摩迎合汉武帝意图而发挥出来的 ”〔70〕 。汉统治思想及其理论重心的选定之所以在武帝之手中完成,除了历史机遇外,与他个人的才学和气魄是分不开的。东汉明帝算得上一位学成治就的儒学皇帝 ,他“学道九载 ”,“通明经义,观览古今 ,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71〕,由是才有中元年间明帝太学讲经的文化盛事。

由于通晓儒学,汉群主在儒学学术和事务上除了自身固有的政治权威外 ,还拥有了理论上的发言权和参与资格 。不少君主直接插手儒学,为儒臣出题目,定范围 ,引导经学研究的方向。如光武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 ,去其复重〔72〕。章帝嘱意古文经,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复令撰齐 、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73〕 。灵帝时“诏刘陶次第《春秋》条例 ”〔74〕。

汉君主还倡导论难学风 ,开始热衷于充当理论分歧的裁决者角色。吕思勉曾指出,“汉世论学,多以廷辩决是非”〔75〕 。汉初曾有文帝裁决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之辩。后来 ,儒学经分今古文学派,每一经内又派别林立各有师法,汉君主没有采取简单方式处理经义分歧 ,而是在皇权介入下,透过儒学大师间相互论难,求同存异 ,择优为用。“每yàn@⑥会,则论难kàn@⑦kàn@⑦,共求政化” ,“详览群言 ,响如振玉,朝者进而思政,罢者退而备问 ”〔76〕 。武帝时 ,有公羊大师董仲舒与韩诗创始人韩婴“论于上前”,又有仲舒与谷梁博士江公的议辩,结果“江公不如仲舒 ,卒用董生”〔77〕。“孝宣承统,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 ” ,“召五经名儒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由是《谷梁》之学大盛”〔78〕。光武尤倡此风 ,“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甚至“夜分乃寐 ,曰我自乐此 ,不为疲也 ”〔79〕 。光武和章帝还多次亲临太学,“令博士论辩于前”〔80〕,对善论难者特加赏赐 。和帝时“因会召见诸儒 ,鲁丕与贾逵 、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81〕。学术不辩不明,这种风气的扶持 ,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不过两汉亦不乏今古经学者为争夺学术地位党同伐异的朝堂辩论,这类辩论消极因素较多,君主往往充当了并不公正的学术裁决者 。

当今文经学内部分歧加剧 ,严重影响儒学的统一,妨碍为大一统政治服务时,两汉历史上召开过两次大型经学会议。前有宣帝甘露二年石渠阁讲五经异同 ,后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作《白虎议奏》 ”〔82〕。君主凭借自身儒学修养,“称制临决 ” ,就各派间分歧经义进行仲裁 。这使君主俨然变成最高的经学权威 ,政治权力与思想解释权合而为一,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有效地维系了思想大一统局面 ,但同时也“使学术成为政治的奴婢,政治因此失去了良师益友”〔83〕。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君主开始试图打破历史分工 ,塑造自己亦君亦师的文化形象。史称“光武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 ,尊重儒术”〔84〕 。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之礼时,“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 ,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85〕。明帝还致力儒学研讨,撰《五家要说章句》 ,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 ,并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明帝不无得意地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 。”〔86〕这是汉君主学而有成著书立说的难得一例 ,明帝可谓汉儒学皇帝中的佼佼者。

  这种“君师兼资”现象的意义,并不亚于两次经学会议的内涵,它深刻表明了儒学文化与汉王朝政治结合的密切程度和君主理论行为所达到的参与境界 ,生动地反映了汉最高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建设的高度重视。君主成为政教合一的化身,从而使汉政治权力对思想学术的干预,带有理论引导和学术参予的外在形式 ,干预更具有了隐性模式的色彩,这比秦简单地采用暴力控制禁锢思想文化确实高明得多,也相对地符合了思想文化自身的 发展 与管理规律 ,所以对儒学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汉君主对儒家经典和儒学价值的表层认同,也使君主与儒士阶层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沟通,扩大了皇权的社会基础 ,儒学成为连系皇权与儒士阶层的文化纽带 。

汉君主研习儒学 ,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心态,因此,以其所学施于政务是汉帝王学的必然归宿。从政治实践看汉君主习儒传统的效应 ,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让我们从其训政和施政的不同层面逐一观照。

前人曾指出,“汉崇经术 ,实能见之施行 ” 。“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87〕。事实确实如此,自汉尊儒习经传统形成后 ,君主不仅赏识重用“以经术润饰吏事”的通儒之臣,而且在治理朝政过程中,自己也“动依经义 ” ,广征博引,从国家政事的决策到祥瑞灾异的应变无不具有经典依据,使两汉庙堂政治充溢了儒学理论的氤氲 ,这尤其典型地表现在诏令征引儒经的训政风气上。

按照汉制度 ,君主诏令有尚书等职劳,由于君主接受大量儒学教育,有较高的文化水准 ,所以也有君主动手撰的 。如《史记·三王世家》所录武帝策封广陵王等三王之诏,索隐曰:“按《武帝集》,此三王策皆武帝手制。”赵翼《廿二史zhā@⑧记》中“汉帝多自作诏”一文专论及此。总之 ,它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施政命令,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理念,诏书也可视为君主重要的理论行为 ,是我们考察儒学与君主政治接榫的有效切入点 。

  西汉前期,诏文很少征引儒经。《汉书》西汉前期诸帝纪所录五、六十则诏文中,仅有一篇征引《诗》。景帝前元六年《整肃吏治诏》中甚至出现“夫吏者民之师也 ”这种带有秦政遗风的说法 。后元二年的《重农诏》中 ,则有征引先秦法家李悝的一段言论:“雕文刻镂,伤农事也,锦@⑨自ǎi@⑩组 ,害女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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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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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君主尊儒习经后 ,制诏诰令中征引儒经之风渐盛 。汉武帝《举孝廉诏》中首次完整地征引了《论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段经义。上文提到的武帝策命三王的制文则是迄今能看到的较完整的汉诏书 ,制文中引《诗》“高山仰之,景行向之 ”,表达对周公的仰慕效法 ,又引《书》“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 ”,告诫受封为广陵王的刘胥。此诏被司马迁誉为“文辞làn@⑾然 ,甚可观也”〔88〕 。
据粗略统计,《汉书》诸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这些诏书共征引经文35次 ,如武帝时凡引8次,成帝时引10次。《后汉书》诸帝纪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约50次 ,征引次数最多的是汉章帝 ,约20余次。有的论者以为“西汉帝王引经下诏比东汉普遍”〔89〕,实际上东汉引经之盛超过了西汉 。被征引的经典中,以《诗经》、《尚书》征引频率较高。
诏书征引儒经言论的主题 ,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1)重农;(2)举贤;(3)治吏;(4)宽刑;(5)攘灾异;(6)应祥瑞;(7)施惠政;(8)申礼制;(9)倡伦理;(10)示谦惧。这十大方面反映了儒家治国之道的基本精神,它们被诏书频繁引用的事实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治道确实在不同程度上与汉君主 政治 结起来 。作为一种训政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君主的政治举措乃发自经典本义,依据于圣人之法 ,因而是勿庸置疑天经地义的。依汉制,帝王诏令颁于朝廷,布达于民间 ,史称“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 ”〔90〕 ,郡守甚至要专门“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 ,令民咸知上意”〔91〕。借助于儒经的缘饰,诏书除起到布达政令取信臣民的作用外,亦收弘扬儒术教化万民之效 。当然 ,经义征引也有流于程式化的弊端,有些缺乏实质性 内容 ,沦为一种文章修辞手法而已 ,这在东汉尤为明显。
严格地说,上揭引经下诏的训政情况仍然有笼统混沌的一面,冠冕堂皇的征引未必说明儒家信念就是君主施政的真实出发点。以施政层面看 ,儒学与君主政治的结合方式和程度,可以进一步析为两种关系模式,其一是循经义真精神施政 ,一是援经义以附会缘饰,两者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了 。
先来看前者,即儒家“治道”的一些原则确乎为君主所认同 ,并贯彻到实际政治的操作层面 ,造就了实质性建树,荦荦大端者有:
  其一,儒学 教育 使汉君主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儒家关于政治文化改良的学说主张 ,从而对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 影响 。以汉武帝为例,他不仅从学术上尊崇儒术,而且还遵循儒家理想 ,施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改革,如行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定官名、协音律 ”〔92〕等,完成了汉初儒家期待已久的礼制改革。在董仲舒等儒学宗师的阐发下 ,儒学中的大一统 、强干弱枝等施政精神也得到显扬光大,为汉武帝所认同,促成西汉中叶统一学术、削夺藩国等重大改革。
其二 ,儒学经典中广开言路、议政以制的民主性观点,对汉王朝政治运作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专制制度 。如《尚书》中的《夏书》:“惟帝时举 ,敷纳以言”。《商书》:“先王肇修人纪 ,以谏弗fú@⑿”。《周书》:“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 。《洪范》:“谋及乃心,谋及庶人”。这种思想对汉君主浸润甚深 ,廷议形式的议政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制度“楷式昭备”,在 历史 上较为突出。不少有为君主能够认识到“事以议从 ,策由众定 ”(汉章帝语)对巩固统治的意义,“莫不谘取善道,博采稽古 ,虚己以延纳@⒀,发嘉诏下及幽隐,求所裨益”〔93〕 。基本做到有政必议 ,阐析利害,集思广益,为国家政务的决策提供了比较合理可行的处理方案 ,对加强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 ,缓解了专制带来的 问题 和弊端。
  其三,儒家的民本论和屈君伸天思想,对汉君权构成一定制约。前者如《孟子》:“民为国本” ,“民贵君轻 ”,《荀子》:“君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后者如《周易》:“天垂象见吉凶,”《春秋繁露》:“《春秋》之道,以人随君 ,以君随天”〔94〕 。上述思潮盛行于两汉,对君主人格有所抑制。皮锡瑞归纳道:“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 ,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 ”〔95〕赵翼亦指出 ,“汉君主诏多惧词”〔96〕 。如元帝诏称:“元元大困 ,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 ,咎至于此,朕甚自耻”〔97〕 。一英主汉武帝,亦在晚年下诏罪己 ,承认既往所为“多有狂悖 ”〔98〕,这在后世君主那里是不多见的。同时,两汉君主亦多能容忍大臣极言直谏 ,许多激烈言辞未被加罪,反映了汉君主政治中较开明的一面。
其四,儒家德治思想在两汉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 。儒家要求统治者爱民惠民 ,视民如伤,博施众济,具体体现在重农本 、薄税敛、制民之产、使民以时等主张上。两汉君主都把重农本奉为基本国策 ,许多君主都在春季下诏劝农桑 ,废除苛政,赏赐民爵和布帛,停建劳民工程 ,赈济穷困鳏寡孤独,表彰孝悌力田等。薄田赋亦是汉政特点,两汉基本保持在三十税一的水平上 ,而遇灾荒等特殊情况,又有临时性减免 。
  东汉开国之初,承前朝之弊 ,农民奴隶化现象严重,光武帝循“天地之间人为贵”〔99〕的重民观念,多次颁令释放奴婢 ,大大缓和了东汉初年的 社会 矛盾。汉君主还采纳儒家德主刑辅之义,对 法律 有所改良,几乎每位君主在位期间都有大赦的记录。汉宣帝显扬孝道 ,除首匿之法 ,“令子匿父母孙匿大父母皆勿坐”〔100〕 。章帝依照王者生杀宜顺时气的儒家观点,规定“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101〕 ,体现了汉律与儒学文化相揉合的历史特色。
  其五,儒学教育对汉君主的影响,还表现在君主依据经义条文处置具体政事 ,这就是唐殊曾指出的,“夫汉家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 、大狱讼 ,辄引经义以决之”〔102〕。以《公羊春秋》决事为例,汉武帝时“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zhuān@⒁断于外 ,不请 。既还奏事,上皆是之”〔103〕。这是以经义决狱。再如五凤年间匈奴内乱,汉廷大臣多主张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 。萧望之据《春秋》晋国士丐帅师侵齐 ,闻齐侯卒引师而还事 ,引《公羊》“君子大其不伐丧 ”之义,主张“宜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此德之盛也”〔104〕 。宣帝基于儒家政治道义和谋略上的考虑 ,从其议,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这是以经义定大议论。类似这样援引《春秋》之义处理政事的,两汉书中不下数十例 。
下面再来看君主援经义附会缘饰政事的行为模式。这首先涉及到儒学与汉君主政治之间关系的实质。不少论者认为 ,“从皇帝到百官的汉统治者,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思想,作为一切行动和言论的最高准则 ” 。实际并不尽然 ,在汉君主稽古礼文,尊儒习经事实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政治实用理性的思维态度和文化取向 ,循此方能揭出汉家历君主的心传。
所谓实用理性,它依据的价值是一种直接功利性的需要,与道德理性相去甚远。儒家经典的教育熏陶 ,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儒家价值全部内化为君主的政治信念 ,在专制体制下思想信条的约束力又是有限度的 。两汉历史表明,汉君主 理论 行为和施政实践的真正最高准则,并非儒家思想 ,而是皇权和皇朝的直接利益和根本利益。所谓循经义施政的实质,则取决于儒经之义与君主之利的一致和重合;当儒家理想主义的治道主张与之发生偏离和矛盾时,君主无疑是从皇权直接利益出发 ,权衡现实利害施政,儒家经义便只剩下装璜门面的附会缘饰功能了。
lwlmpage例如,西汉时哀帝以定陶王身份立为太子入继大统 ,遂欲晋封其祖母定陶太后和其母丁姬为皇太后和皇后,受到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等大臣的反对,认为既不合儒家“尊无二上 ”之义 ,亦悖汉制传统 。哀帝先后册免了朝廷三公,于建平二年下诏晋封尊号,诏书公然引《公羊春秋》“母以子贵”之义〔105〕 ,为自己的僭礼之举标榜以冠冕堂皇的根据。
更有甚者 ,儒学被君主用来缘饰腐败 政治 乃至借以诛除大臣。仍以哀帝为例,他专宠董贤,“欲侯之而未有所据” 。后就篡改东平王谋反案件的检举人署名 ,“更言因董贤以闻 ”,妄为加功以封侯,遭丞相王嘉上封事阻谏 。但数月后仍下诏封之 ,诏书还切责“公卿股肱未能消厌未萌”,“赖宗宙之灵,董贤等发觉以闻”。随后征引经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其封贤为高安侯 ”〔106〕。如此封侯,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再如成帝绥和二年,“时@⒂惑守心” ,郎贲丽据灾变“言大臣宜当之”。成帝乃召见丞相翟方进,“又赐策责让 ”,“方进即日自杀”〔107〕。实则因为翟方进与谋立皇后的淳于长交往密切 ,绥和元年淳于长坐大逆罪名被诛 ,“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未便株连 。次年遂据天象异常,用儒家灾异说为借口逼杀之。儒学讲灾异 ,并没有诛大臣以佑护天子的谬说,《中庸》君主“治国九经 ”之论中,有两经讲的是“敬大臣”、“体群臣”。成帝精于儒学 ,却奉儒为术,诛除大臣欲强主威,于此可见君主习儒的末流之弊了 。
当儒家治道与皇权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时 ,君主能作出的迁就和接受的约束是相当有限的,甚至索性抛却缘饰模式,一意孤行。比较典型的如“笼盐铁 ”引起的争议 ,儒臣据儒家理想力争,激烈的批评从武帝时延续到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但西汉君主对盐铁之利的垄断却几乎没有放弃过。由此看来 ,儒家思想只是维系王朝统治的工具而已 ,君主只是要求臣民奉儒学为最高准则,而自己却保留了选择上充分的自由度 。宣帝通明经义,却留下“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108〕的箴言,说明汉君主施政并未完全拘泥于儒学原则。治国之道的多样化,在汉许多君主身上均有体现。如宣帝精通《春秋》谷梁学 ,主持过石渠阁经学会议,但又“好观《申子》君臣篇”〔109〕,“任用 法律  ,不甚用儒”〔110〕 。光武帝尊儒是出名的,但他同时又倡导谶纬,除“讲诵经书 ”外 ,“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111〕 。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抬到经学之上。桓谭因抵制谶纬 ,几遭杀身之祸。

最后再看看汉君主在多大程度上采纳和践履了儒学的君道 。
儒家重君道 ,从先秦经典到汉儒著述都有大量的 理论 说教。儒学塑造了理想化的五帝三王典范形象,把圣王之道置于儒家道德系统的最高层次。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要求人君“修己以安百姓 ” ,修己是指理政治世必先修身,“政者正也”,“苟正其身矣 ,于从政乎何有!”〔112〕《礼记》进而提出“明明德 、亲民、止于至善 ”的“三纲”,正心修身的“八目”和修身、尊贤等“治国九经 ” 。董仲舒强调君主应“固守其德,以附其民” ,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113〕 ,使君主道德 教育 落实到切实可行的一般规范。
毋庸否认,透过对儒经君道思想的研习浸染,汉君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潜移默化 ,造就出一些君主的懿言嘉行和贤明形象。在根据历《孝传》成书的《二十四孝》中 ,记载文帝悉心侍奉患病的母亲,甚至“目不交睫,衣不解带 ” ,亲尝苦口之药,三年而未尝懈怠 。以帝王之尊有如此孝行,实属难能可贵。在勤政方面 ,宣帝堪称典范,宣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 ” ,“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又明于用人之道 ,“及拜剌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 ,以质其言”〔114〕。再如章帝之宽仁亦流誉后世 ,他在位13年中,多次减免民赋,除惨酷之科五十余条 ,“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 ”,与诸侯王亦相安克谐 ,“群后德让”,后宫称治 。范晔赞曰:“谓之长者,不亦宜乎!”〔115〕是难得的一位有儒德的好皇帝。有鉴于此 ,赵翼认为汉治近古,即使到“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 ,亦家风使然也 ”〔116〕。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政与秦政分野的关键,也就在于儒家政治传统对君主行为无形的浸润和制约 。
当然 ,儒学说教说到底只是一种传统和道德力量的约束 ,对于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缺乏真正切实有力的制衡机制,尽管每人所处的时段和素质有差异,但不同程度的腐败几乎成为大多数汉君主的逻辑归宿 。从总体上看 ,汉君主在君道践履上值得称道者实为有限。相反,在循经由道的标榜之下,却表现为言与行的分裂 ,悖离君道理想者比比皆是,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亦未能免亡秦之讥。其宫廷生活极尽骄奢铺张之能事,又尤敬鬼神之祀 ,广召方术祀神求仙,夏侯胜曾指斥他“竭民财力,奢泰亡度 ,天下虚耗……无德泽于民”〔117〕 。好儒雅的成帝亦是淫侈之君,专门为宠妃赵飞燕造昭阳宫,给自己前后建了两座陵墓 ,耗时十五年 ,“费拟骊山”,“平时好为微行,斗鸡走马长安中 ”〔118〕。耽于淫逸 ,不修政事,大权旁落外戚王氏之手。凡此都远远超出了儒家等级制度和思想所认可的特权范围 。明帝通晓儒学孝悌友于之义,却屡兴大狱 ,广陵王荆 、楚王英和淮阳王延以手足之亲或诛成削。王夫之感慨道,明帝“乃独于兄弟之间致其猜毒而不相合,而天性之恩几于绝矣!”〔119〕
至于两汉末世昏君庸主的所作所为 ,如哀帝的专宠男色 、裙带政治,桓灵二帝的卖官鬻爵、敛财聚货等等,更与君道规范相去万里。两汉君主此类道德面貌和宫廷私生活状况 ,暴露了君主尊儒习经虚伪的一面 。儒学教育并非万能的,它在君主恣情放纵的物欲面前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汉君主与儒家道德理想的悖离,确实是君主儒学教育苍白无力的一个侧面。虽然我们不必再沿袭古人泛伦理主义的致思传统 ,把道德实践作为评价的唯一尺度 ,但却不能不指出,这大约是汉君主儒学教育传统的一个最大的失败 。
注释:
〔1〕《易·贲·彖》。〔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书·儒林传》 。
〔4〕唐殊:《两汉三国学案》卷三 。
〔5〕《论语·予路》。
〔6〕《荀子·议兵》。
〔7〕《新语·怀虑》 。
〔8〕《史记·礼书》。
〔9〕《史记·儒林列传》。
〔10〕《汉书·贾谊传》 。
〔11〕《新书·傅职》。
〔12〕《史记·贾谊列传》。
〔13〕〔14〕《汉书·晁错传》 。
〔15〕《后汉书·班彪列传》。
〔16〕〔19〕《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17〕〔18〕《史记·儒林列传》 。
〔20〕〔27〕〔29〕〔54〕〔78〕《汉书·儒林传》。
〔21〕《汉书·韦贤传》。
〔22〕《汉书·昭帝纪》 。
〔23〕《汉书·宣帝纪》 。
〔24〕《汉书·王褒传》。
〔25〕〔50〕〔110〕《汉书·匡衡传》。
〔26〕《汉书·疏广传》 。
〔28〕《汉书·萧望之传》。
〔30〕《后汉书·伏湛列传》。
〔31〕《汉书·薛宣传》 。
〔32〕《后汉书·明帝纪》。
〔33〕〔40〕〔41〕〔58〕〔67〕〔68〕〔77〕〔80〕〔85〕《后汉书·儒林列传》。
〔34〕《后汉书·安帝纪》 。
〔35〕《汉书·儿宽传》。
lwlmpage〔36〕《汉书·蔡义传》。
〔37〕《史记·儒林列传》 。
〔38〕《后汉书·桓荣列传》。
〔39〕《后汉书·张pú@②列传》。
〔42〕《后汉书·杨震列传》 。
〔43〕《春秋繁露·精华》 。
〔44〕《史记·自序》。
〔45〕苏诚鉴;《汉武帝独尊儒术考实》,《 中国 哲学 史 研究 》一九八五第一期。
〔46〕唐殊:《两汉三国学案》卷八 。
〔47〕《文选:尚书序》。
〔48〕《新书·傅职》。
〔4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 。
〔51〕《公羊传·序》疏引《孝经·gōu@⒃命决》。
〔52〕赵岐:《孟子题辞》。
〔53〕牟宗三:《 历史 哲学》 ,第五部第二章 。
〔55〕〔105〕《汉书·哀帝纪》。
〔56〕《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57〕《汉书·谷永传》 。
〔59〕《史记·礼书》。
〔60〕〔97〕〔111〕《汉书·元帝纪》。
〔61〕〔62〕《汉书·张禹传》 。
〔63〕〔71〕〔86〕《后汉书·桓荣列传》 。
〔64〕《汉书·公孙弘传》
〔65〕《汉书·眭弘传》。
〔66〕《后汉书·郑玄列传》。
〔69〕《汉书·董仲舒传》 。
〔70〕熊铁基:《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华中师大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72〕《后汉书·钟兴列传》。
〔73〕〔79〕《后汉书·贾逵列传》 。
〔74〕《后汉书·刘陶列传》。
〔75〕吕思勉:《秦汉史》页七六○。
〔76〕《后汉书·樊宏列传》 。
〔81〕《后汉书·鲁丕列传》。
〔82〕〔98〕〔101〕〔115〕《后汉书·章帝纪》。
〔83〕周桂钿:《董学探微》页三四七 。
〔84〕《全唐文》卷三七二。
〔87〕〔95〕皮锡瑞:《经学历史》。
〔88〕《史记·三王世家》 。
〔89〕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
〔90〕《汉书·贾山传》。
〔91〕《汉书·循吏传》。
〔92〕《汉书·武帝纪》 。
〔93〕《册府元龟》卷五二四。
〔94〕《春秋繁露·玉怀》。
〔96〕〔116〕赵翼:《廿二史zhá@⑦记》 。
〔98〕《资治通鉴》卷二二。
〔99〕《孝经》。
〔100〕〔108〕〔114〕《汉书·宣帝纪》 。
〔102〕唐殊:《两汉三国学案》卷九。
〔103〕《汉书·五行志》。
〔104〕《汉书·萧望之传》 。
〔106〕《汉书·王嘉传》。
〔107〕《汉书·翟方进传》。
〔109〕刘向:《别录》 。
〔111〕《后汉书·光武帝纪》 。
〔112〕《论语·为政·子路》。
〔113〕《汉书·董仲舒传》。
〔117〕《汉书·夏侯胜传》 。
〔118〕《汉书·张放传》。
〔11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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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研习培训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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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训,我们深切的体会到 ,一堂好课应该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课程标准确定的三维教学目标是贯穿于整个课程体系之中的,也是贯穿在整个学段之中的。课程标准不等于课堂教学目标。课程标准是要分解到一堂一堂课中去的 ,即把课程目标分解为课堂教学目标 。而课堂教学目标的确定,既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还要依据教材的内容 ,更要根据学生认知水平的实际情况。课堂设计应紧紧围绕训练学生的能力与方法,达成情感目标。好课的三维目标应在同一教学过程中完成,不能互相割裂 。在备课时 ,如果从知识教学来立意备课 ,就是在完成知识教学过程中,采用适当教学方法,达成能力与方法目标 ,达成情感目标。不同类型的知识,应该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仅仅强调学生的体验,强调 ,课堂上仅有教师的讲授,灌输是不够的,也是不科学的;反之 ,仅有学生大量的,而没有学生的,那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

学生的课堂参与重在思维参与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课堂学习中,学生应该是主角。新课程理念也非常强调这一点,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学生的课堂参与。新课程需要教师改变许多做法:在设计学生活动这个环节中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应该是课堂教学永恒的主题之一 。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它的主体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生注意力参与。没有注意,就没有学习 ,注意是学习的门户。教师应该想尽办法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能尽可能运用多种学习方式进行学习,能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 。二是学生思维的积极参与。问题的创设需要考虑学生思维的深度、广度 、厚度和穿透力 ,这样学生才能积极高效思维。第三是学生的情感体验 。如果说探究指向问题的解决,体验则指向学生心灵的感悟,在组织教学中要注意不能为追求学习气氛的活跃而放弃。 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 ,作为教师我要深入的思考如何能使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人,快乐的学习,获得轻松、愉快、成功的情感体验及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因此 ,我要求自己:

首先要从教材本身出发,分析新教材的功能,与多种教材进行对比 ,了解教材的多样性和全面性 ,积极研发适合自己学生的校本教材 。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要转变教学观念,不断更新教学模式 ,完善教学手段,拓宽教学思路,发挥自己的教学特色 ,紧跟新课程改革的步伐。

最后,引导学生转变原有的学习方式,从依赖性学习向独立性学习转变 ,从孤立性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从封闭式学习向开放式学习转变。

我的问题:

1 、对教师角色的转换:

(1)教师应该是课程改革的推动者、课程的实施者及课程的解释者,通过教师的实施和解释 ,课程才能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和理解 。

(2)教师将应为课程研究的设计者 。教师在推行新课程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现许许多多这样哪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不断的思考和改进,提出看法 ,提炼方法,不断的拓展和完善我们的教育教学资源。

2、对课堂教学的思考与问题:

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是新课改的核心理念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力争一切活动都以富有情感的学生作为主体。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学生情感的激发 ,关注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本次培训中,我认真聆听了来自不同县市的九位教师所做的示范课例 。几位教师都能从全面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理念出发,明确把放在首位 ,把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了一种亲切 、和谐、活跃的气氛,教师成了学生的亲密朋友,学生再也不是呆板、默默无闻的模范听众 ,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培养:或质疑问难,或浮想联翩,或互相交流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在有限的时间内,每一位学生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展现。另外课堂上充满着流动的阳光,平等、和谐与交流共存 ,发现、挑战与沉思同在 ,让学生成为课堂上真正的主人 。这样的教学,既源于教材,又不唯教材。师生的情感与个性融在其中 ,现实的生活进入课堂,学生在互动中求知,在活动中探索。

研习红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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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投资系列之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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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 ,我返回马来西亚时 ,和我的大学同学合伙投资了三箱葡萄酒,分别是Latour,Lafite和Margaux 1970 ,并请我的朋友代为保管和贮藏。我们原来计划到1980年,最晚到1990年就喝掉它们 。不过,此后 ,我们各自都忙于自己的事业,到1998年酒价已达高位。此时,亚洲金融危机正酣。我的朋友此时提出高价卖掉这些酒 ,每人只留下一瓶Lafite喝 。这笔不期而至的投资,收益率很不错 。
  不过,在我看来 ,最好的投资还是与老朋友一起品尝美酒,加深友情。忘记现在的金融危机吧!■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行政法案例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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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行政法案例分析

案情和判决材料

2013年12月底 ,安徽省政府向其所属各职能部门和省内各市、县政府下发“45号文”。 该文件规定:全省7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必须于2014年年底前全部停产关闭;省政府按每家企业80万元的标准安排专项补助;其余部分 ,由各市 、县政府根据关停企业资产状况等给予适当补助。

从2014年6月起,24家规模较大的企业联合起来,先提行政复议 ,再向法院起诉(省政府) 。他们认为,“45号文 ”所作要求全省烟花爆竹企业限期停产关闭的决定与该省长期以来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烟花爆竹产业政策存在冲突,而补偿额却远低于企业资产 ,故构成违法,应予撤销。2014年11月10日,合肥市中级法院口头答复企业主:决定立案。

近日 ,合肥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该判决确认省政府作出的要求全省烟花爆竹企业限期全部停产关闭的决定违法,并要求省政府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但该判决并没有撤销关停烟花爆竹企业的决定。 法院认为:“45号文”虽属于内部指令,但省内部分地方政府 、政府职能部门和机构已直接依据该文件实施了与关停指令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对原告的利益产生了实际影响 。“45号文”中要求关停烟花爆竹企业的行政决定已外化并对外发生了法律效力。因此,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法院还认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整体关停虽然属于产业政策调整的范畴,但其调整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能因此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 ,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45号文 ”合法,但“撤消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故仅判决确认违法(并判令省政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而不予撤消 。 (说明:以上案情及判决材料摘编自相关网络资源。)

法院认定“45号文”中要求关停全省烟花爆竹企业的行政决定属于“可诉行政行为” ,此一认定是否合乎法律和法理?

新老政策冲突引发的行政诉讼

——基于安徽省政府“45号文 ”的法律法理思考

摘要:以安徽省政府下发“45号文”,要求全省7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停产关闭,24家规模较大的企业联合起来 ,先提行政复议,再向法院起诉(省政府)为材料支撑,探讨“可诉行政行为”的界定 ,以及认定要求关停全省烟花爆竹企业的行政决定属于“可诉行政行为 ”的法律和法理依据。

关键词:可诉行政行为;讼权;政策冲突

认定行政决定属于“可诉行政行为”,首先要明确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它是

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诉诸法院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程序的一种本质属性 ,即(1)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可能性,(2)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 。

“可诉行政行为”具有如下特征:(1)行政行为可诉性对象是行政行为。(2)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诉权只有行政相对人所享有。在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是行政相对人无权提出相对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 。行政相对人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3)行政行为可诉性之诉是一种公法之诉,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是诉讼一方当事人 ,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在诉讼中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并独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①。

从通知发送对象来看,安徽省政府的“45号文 ”主送其所属各职能部门和省内各市、县政府 ,属于政府机关内部的指令 。一般情况下,内部指令在政府系统悄悄地运行,对外不产生影响。只有当受到指令的行政机关执行命令 ,采取行动时,相对人才可能“受害”。对于内部行政行为,法院不予受理 。法理依据是“无利益 ,无讼权”。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6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而从案情可知,“45号文”虽属于内部指令,但安徽省内部分地方政府 、政府职能部门和机构已直接依据“45号文”实施了与关停指令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对原告(即24家规模较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利益产生了实际影响 。“45号文 ”中要求关停烟花爆竹企业的行政决定已外化并对外发生了法律效力,若是法院以内部通知为由,裁定不受理 ,法律和法理上均难以成立 。此外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也有相关规定,形如对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属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4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在此案中,原告是因“45号文”而直接蒙受损失的24家

规模较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行政诉讼的被告,就是因具体行政行为受原告指控,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应诉的行政机关 ,故本案中,被告即为安徽省省政府,也十分明确;原告以“45号文”所作要求全省烟花爆竹企业限期停产关闭的决定与安徽省长期以来规模化 、机械化 、标准化的烟花爆竹产业政策存在冲突 ,且补偿额却远低于企业资产为事实依据,提出撤销“45号文 ”的诉讼请求,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4项规定的前三个条件的。

对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责令停产、停业的行为不服的 ,属于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之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章第三十七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级行政机关或法律 、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 ,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即是这种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案件的被告安徽省政府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原告24家规模较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和被告同属于合肥市中级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

综上 ,本案完全符合提起诉讼的所有条件,因此,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参考文献】

[1] 龙谦章.什么是行政行为可诉性 [J] ,2012.7

[2] 何兵.行政法案例研习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9

[3] 杨海坤.法律基础 [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1.9

篇二:《行政法案例研习》导论

《行政法案例研习》导论

《行政法案例研习》导论

三校名师行政法教授 张锋 “行政法案例”的概念既指行政程序中的纠纷、矛盾、争议,如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争议,也指发生于人民法院主持、审理的行政诉讼中 ,后者意义上可称行政诉讼案例,故而行政法案例,非仅指行政诉讼案例 。

引子:李某购买中巴车从事个体客运 ,但未办理税务登记,且一直未缴纳税款。该县国税局要求李某限期缴纳税款1500元并决定罚款1000元。后因李某逾期未缴纳税款和罚款,该国税局将李某的中巴车扣押 ,李某不服 。下列哪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法学方法论(一):主体+行为+责任 上述引子中涉及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两方,而常常是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叙述开始。本案涉及主体:①行政主体→县国税局;②相对人→李某。涉及行为:①李某→买车从事经营行为及未交税的违法行为;②县国税局的三个行为→一征收,二罚款 ,三强制措施 。涉及行政责任:复议 、诉讼 。【民法是大陆法系法学家思想的发源地,深刻理解几章的标题】 整社会关系的第一个环节是规范适格的主体,【如 ,赵宝章案 ,元氏县案】,全部的法律主体,包括:

1.宪法的主体:序言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 。“→还原其本体。

2.民法的主体:自然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非法人组织)。

3.刑法的主体:公、检 、法;犯罪嫌疑人 ,证人,鉴定人等 。

4.行政法:行政主体=机关(兵团) 、授权、委托与相对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例,《突发事件应对法》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 、军队、武警、民兵 、——单位【企事业、新闻媒体、各级各类学校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等】、村委会 、居委会——自然人。

5.国际(公)法:国家、地区(台 ,内战遗留;港澳,历史遗留)、国际组织 。

刑法上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民法上的侵权或不履行合同的行为。行政法案例中有利行政(许可)与不利行政(处罚)多始于相对人的申请行为或违法行为。辨析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学习行政法的重点 、难点 。其一,正确区分行政机关的通知 、通告、会议(来自: 小龙 文档 网:行政法案例研习)纪要等是抽象行为还是具体行为;其二 ,正确区分、识别具体行政行为大概念下种类的再次划分,属于以下何种?:行政许可 、非许可审批、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如,宝辰饭店桑拿部案】

主要是上述主体的行为引起的消极的法律评价:恢复原状 、惩戒和制裁。【刑】刑罚(5主+3附加) 。【民134】违约金、赔偿金、恢复原状等 。【行】①相对人的:行政处罚(10种)与处

理;②行政主体的:撤销 、确认违法 、责令作为、责令赔偿→在监督、复议 、诉讼中实现;③公务员:行政处分(6种)、行政问责: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综上 ,行政法思维:行政程序(前)→诉讼程序(后)。前者含:主体+处罚与处理→复议(责任一);后者→诉讼(责任二)→赔偿(责任三)

刑法 、民法的案例多且与实践很贴近、主体好理解 。行政法较难学,因为:①涉及的行政主体较多、行为较乱;②没有统一的实体法法典;③诉讼案件也少【刑80万 、民600万】!如【望京居民诉环保部案→维权代表向我叙述、投影,听+看刺激 ,联想到抽象的条文】 ,同时,也需要重复、积累经验。 法学方法论(二):法律人的思维,游离于抽象与具体之间! 法律规定是抽象的 、普遍的 、理性的 ,而案例无疑是具体的、鲜

源自生活的鲜活的、具体的矛盾 、纠纷。前者恰恰是为调整、规制该类矛盾、纠纷设置普遍的规则,而后者恰恰运用已经制定出的规则解决 、处理该矛盾、纠纷!分析【抽象与具体表1】

原始上说,法律来源于生活、始发于实践 ,尤其是满足对现实生活反复发生的矛盾 、纠纷的解决规则的需要!

如,《行政诉讼法》第33条:“在诉讼过程中,Ⅹ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 ”----禁止性规定、不作为义务。问题的

普遍性→任何一个行政诉讼案件都存在被告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可不可以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问题。这一抽象的规定来自在天津立法调研时一个真实的案例 ,【津,窗户玻璃被砸】 。 ——立法中概括的事实均为全称肯定判断,用“凡”则属多余!但宪法中出现几次“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参加立法【办件】与参与办案→思想方法的差异,两者为相向的逆向思维 。前者为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 ,运用抽象思维;后者的思想方法或思维模式上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性即感性——即运用三段论推理 ,面对一个鲜活的违法主体【办案】。

▲【大前提】不特定主体的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法律规范的构成)

【小前提】特定主体已实施终了的行为,办案人员取证寻求真相

【结论】对该主体具体适用大前提中的法律后果。

★具体司法行为——《法院判决书》的逻辑构成:三段论 。

【小前提】原告诉称、

。。事实依据:“的”字结构。台湾以“者 ”字表述 。

本院认为(承上启下)。。 。理由、动因分析,引出下边法典规定。

【大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ⅩⅩⅩⅩ法》Ⅹ条Ⅹ款之规定 ,不特定主体的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两要素。

【结论】判决如下 。。。

疑难案件有二:一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或性质不能判定;二为事实清楚,无从适用法律?此时需深刻探究立法原意!

※具体行政行为亦然【见任超奇案

反面表2】

例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4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的罚款 。”【大】某县国税局对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该县通四海商贸公

司【小】责令限期改正的同时作出了吊销其企业营业执照的处罚【结】。以下关于县国税局的吊销行为的表述错误的是?

A.县国税局的吊销通四海商贸公司企业营业执照的行为是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

B.根据合法行政原则中的职权法定内容,县国税局的这一吊销行为是违法的C.县国税局的吊销通四海商贸公司企业营业执照的行为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因而是合法的 ,应予肯定

D.为了让行政机关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应允许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机关自行设定行政职权

备选:E.县国税局的吊销通四海商贸公司企业营业执照的行为是超越职权的

篇三: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

中国十大行政法案例

一、 深圳贤成大厦案

【基本案情】 1988年12月,泰国贤成两合公司与深圳上海时装公司 、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司、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四家公司)四家中方国有企业签订了《合作经营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中方四家公司)以12581.8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为投资 ,乙方(泰国两合公司)以补偿土地使用费1500万元及负责建房全部资金为投资,合作兴建贤成大厦;大厦建成后,甲方无偿分得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产(如果地面总建筑面积不足12万平方米时 ,甲方的利益分配要适当减少 ,其余房产归乙方所有);合作期限以建成大厦为期,初步确定为5年,如大厦建成期限提前或推后 ,合作期限也相应提前或推后等 。1989年3月2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经复(1989)180号文批准该合作合同 。尔后,贤成大厦公司在市工商局注册登记 ,领取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照有效期限自1989年4月13日至1994年4月13日。1990年10月23日,合作双方又签订了《合作经营“深圳贤成大厦 ”有限公司补充合同书》。合同约定:贤成大厦建设规模为10万平方米左右 ,由于大厦面积减少,甲方同意将原合同规定的无偿分得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改为11000平方米;合作公司合作经营期限为5年;大厦计划于1995年底前竣工;原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的条款,以本补充合同为准 ,本补充合同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 。1990年11月1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以深府外复(1990)875号文批复同意该补充合同。1990年12月15日,贤成大厦公司办理了使用深圳市深南东路地号为H116—1地块的深房地字第0034401号《房地产证》。该《房地产证》注明权利人是“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 ” 。

1991年11月29日 ,贤成大厦正式破土动工。贤成大厦之名取自泰国贤成两合公司董事长吴贤成的名字 ,项目建立之初,合作双方都踌躇满志,决意将贤成大厦建成国内最高的“中华第一楼” ,但这家泰国的合伙企业并不具备大厦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为筹集贤成大厦的建设资金,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执行合伙人吴贤成找香港商人王文洪,寻求借款和共同投资 。1991年12月11日 ,吴贤成与香港鸿昌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王文洪签订了一份《股份合约》,约定双方各占泰国贤成两合公司50%的股权,以2.2亿港币为资本额 ,双方共同投资兴建贤成大厦,王文洪同意以1.1亿港币购入吴贤成拥有的贤成大厦物业50%的股权。1992年6月,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投资各方召开临时董事会 ,会议形成决议,确认了以王文洪为代表的香港鸿昌公司在贤成大厦投资的事实和实际投资者的地位,决定签订经营贤成大厦的补充合同 ,同意香港鸿昌公司作为外方投资者进入贤成大厦有限公司 ,并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此时,身为公司董事长的吴贤成却突然变卦,拒绝履行公司董事会的决议 ,拒不办理增加香港鸿昌公司成为贤成大厦实际投资者的法律手续,也不再向大厦投资,同时与鸿昌公司就股权纠纷提起了仲裁 。1993年12月20日 ,泰国贤成两合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该机构裁定其与香港鸿昌公司签订的共同投资兴建贤成大厦的协议无效,鸿昌公司在大厦中无实际股权。

经过认真地审查案情 ,1994年8月1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作出裁决:(1)香港鸿昌公司在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中具有实际投资,但具体投资额需深圳“贤成大厦 ”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在裁决作出30日内 ,泰方须协同中方四家投资者办理香港鸿昌公司成为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合作者的法律手续。裁决书同时确认,该裁决为终局裁决 。裁决后,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审

计却是与裁决相反的结果:从财务凭据和众多的相关法律文件看不出香港公司在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有投资 。从香港汇入深圳“贤成大厦 ”有限公司的款项绝大多数付款人是王文洪个人 ,泰方公司认为这是王文洪支付入股泰方公司的购股款 ,泰方公司本应收取购股款后,从泰国再汇入深贤公司账上,泰方公司却简化了该程序 ,让王文洪先生直接汇入深圳,造成了这一重大误会。双方争执难解,所以 ,仲裁委的裁决被搁置。1994年9月12日,中方四家公司的负责人与吴贤成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之后吴贤成便一去杳无踪影 ,始终没有回应 。董事长不辞而别,公司营业执照已经过期,大厦处于全面停工状态 ,香港鸿昌公司投入的大量资金及中方提供的土地使用权都陷入其中。无奈之下,中方四家公司及港方投资者伸手向政府求援。

1994年11月4日,深圳市工商局 、外资办、规划国土局、建设局等部门及中方四家公司 、香港鸿昌公司代表召开了协调会 ,会议通知了泰方 ,但泰方代表没有到会 。鉴于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已经过期且没有申请延期的事实,会议经各方面协调,形成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994年11月8日(188)号《关于贤成大厦复工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鉴于贤成大厦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已过期 ,且没有申请延期,市工商局依法注销该公司,注销后原股东各方立即开始清产核资;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立即签署合作合同 ,起草公司章程,成立董事会,报请市外资办和工商局注册新的公司 ,新公司合同应写明依法承担原贤成大厦公司的债权债务;新公司中,中方四家股东只出土地,分得大厦建筑面积24 ,000平方米。

1994年11月15日,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在深圳签订《合作经营“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 。合同约定:中方四家公司以位于深圳市深南东路地号为H116—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公司应承担原“贤成大厦公司”在合法经营中实际产生的债权和债务、其责任范围以原“贤成大厦公司 ”的注册资本额为限等。1994年11月23日 ,市工商局注销了贤成大厦公司企业登记。市工商局于同日在《核准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的有关资料》中载明注销原因:依市政府办公厅[188]号文 。1994年12月1日 ,市外资办以深外资办复(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中方四家公司与鸿昌国际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合同书》。尔后,鸿昌广场公司在原贤成大厦建设的基础上兴建鸿昌广场。

1995年1月 ,身在境外的吴贤成不服市工商局注销贤成大厦公司的企业登记和市外资办《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 ”的批复》,以泰国贤成两合公司和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同年 ,又对深圳市工商局于8月1日作出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 。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于1995年4月11日和10月25日依法立案受理,并决定合并审理。中方四家公司和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诉讼。

1997年8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撤销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4年11月23日注销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企业登记的行政行为;撤销被告深圳市引进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12月1日深外资办复(1994)976号《关于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批复》;撤销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8月1日深工商清盘(1995)1号《关于成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组的决定》;本案受理费660110元,由被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担330105元,被告深圳市引进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负担330005元 。

一审判决后 ,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招商局 、中方四家公司及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二审开庭前,(香港)鸿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经法院准许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了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由全国政协副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先生担任审判长 ,与杨克佃、江必新、岳志强 、赵大光、罗锁堂、胡兴儒6位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这是中国审理行政诉讼案的最强阵容。

【案件结果】 1997年12月12日 、12月22日至26日,合议庭在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庭对此案进行了长达6天的公开审理。庭审期间,中央各部委办、在京各大名校、有关外国使节派人旁听了此案的审理;深圳市委 、市政府、市人大等党政机关派了以纪委书记李统书、副市长郭荣俊为代表的负责人参加了旁听 。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 ,境外舆论称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1998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粤高法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深圳市招商局 ,依法对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的有关事宜重新处理;本案二审受理费66010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诉人深圳市招商局 、上诉人深圳上海时装公司 、上诉人深圳市工艺服装工业公司、上诉人深圳开隆投资开发公司、上诉人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人深圳鸿昌广场有限公司各负担94300元。

【后续影响】 虽然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但中方4家公司要与吴贤成分手的决心并未动摇 。1999年9月22日和23日 ,中方4家公司根据有关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终止双方订立的合作协议。仲裁庭经过开庭审理 ,于2000年7月31日作出终局裁决,支持了中方4家公司的请求。

2000年8月16日,中方4家公司依据仲裁决定 ,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清算 ,同年9月29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认为该公司仲裁裁决解散后 ,应依法进行清算,但没有在清算开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机关报送有关材料,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的规定 ,遂责令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17日前向深圳市工商局报送有关清算的书面材料,但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却“按兵不动” 。

2000年11月17日,吴贤成自行设立“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 ” ,中方4家公司不予认可 。同年11月30日,市工商局致函吴贤成,认为这种单方作出的成立清算委员会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 ,是无效的,并要求其立即停止。吴贤成不服,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 ,该局于2001年4月作出复议决定 ,维持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成立清算组的行政行为。

吴贤成仍不服,他已经习惯走向法院,这一次又义无反顾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深圳市工商局作为企业清算的主管机关,依法有权对企业清算进行监督和管理。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经仲裁裁决解散并依法清算,该裁决已依法生效 ,贤成大厦有限公司的清算属于《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应当由清算主管机关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形。

法院一审判决:市工商局胜诉 。吴贤成不服深圳中院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2004年3月1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清算条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依据该法规维持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确 ,依法应予以维持,遂驳回了吴贤成的上诉。

至此,围绕贤成大厦展开的这场历时10年之久的行政诉讼系列案最终画上了句号 。

二、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

【案情简介】 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无机专业1994级学生。1996

年2月29日 ,田永参加电磁学补考。当时 ,田永没有把口袋里抄有公式的纸片放回书包 。考试进行了约1个小时后,田永想上卫生间,请示监考老师 ,监考老师同意其去卫生间。田永走出教室回首掩门时,纸片从裤子口袋掉下来。等田永返回教室,监考老师问纸条是否是他的 ,田永看后,承认是自己的 。监考老师随即停止其继续参加考试,并让其离开教室 ,然后根据学校要求立即上报教务处 。

3月1日至4日,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田永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对事情的经过和细节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后认为,田永的行为属于违反考场纪律 ,尚不构成作弊行为,并拟成书面材料,准备上报学校。3月4日 ,两位监考老师也出具了证明:“在令田永离开考场之前 ,并未发现他查看这张纸条,实际上纸条中也查不到考题可以直接套用的公式 。从一小时内完成的卷面情况看,成绩是50分 ,继续做下去,是完全可能及格的,这表明该考生在考试前做了认真的复习准备。 ”但3月5日 ,在这些情况未及上报学校之前,学校依据本校1994年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以“期末考试工作简报”的形式发出通报 ,对田永的行为按作弊处理,决定给予退学处分,通报张贴在学校布告栏内。此前 ,田永曾两次就此事写了检讨书,并通过辅导员上报学校 。

物理化学系在得知学校对田永的处理情况后,于3月7日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田永一事 ,并向学校领导递交了系里对田永的处理意见:“经查实 ,田永同学是将与考题内容无关的纸条放在了身上,情况应属违反考场纪律而不属考试作弊。该生平时学习努力,为人正派 ,同学关系好,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鉴于以上情况 ,经我系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建议给田永同学通报批评处分 。 ”3月10日,田永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也向学校递交了证明材料。但学校收到以上两份材料后 ,始终未给予明确的书面答复。4月10日,学校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 。但是,该通知未直接送达田永。

在以后的两个学年里 ,物理化学系仍按正常手续为田永办理了学籍注册(其中,1996年3月,田永的学生证丢失 ,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 。田永所交的各种学习费用,系里如数上交给了学校 。学校亦照常向田永发放了学生津贴。此间,田永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正常学习及义务献血等校公益活动。至毕业时 ,田永四年考试成绩平均排名全班第9,毕业论文答辩得了91分,其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

1998年3月18日 ,学校教务处通知物理化学系,要求他们为田永办理退学手续。4月9日,物理化学系包括14名教授 、7名博士生导师、9名副教授、2名高工在内的35名教师联名上书校领导并致函原国家教委 ,希望有关领导能够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更改对田永所作的退学处分。4月22日,应用科学学院分党委 、院行政领导向学校上书 ,认为根据监考老师的证明及从田永同学在考场的表现看,把田永同学作为“考试作弊”处理,显得证据不够充分 ,学校对田永同学的处理决定应属处理过重 。此间 ,物理化学系无机专业94级100多名学生也两次联名向学校领导呼吁尽快改正对田永的过重处分。5月上旬,物理化学系领导及田永的班主任找到原国家教委寻求帮助。5月18日原国家教委学生司以双联函致北京科技大学,明确表示 ,对田永处理过重,请学校复审后回复教委 。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 ,仍然坚持原结论。

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学以田永已按退学处理,不具备北京科技大学学籍为由 ,未向其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随后的毕业派遣表格上也没有田永的名字。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 ,遂于1998年10月5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书,把北京科技大学推上了被告席 。

【诉讼过程】1998年10月19日,海淀法院行政庭正式立案受理此案。1999年2月5日 ,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在法庭上诉称:1996年2月29日 ,其参加电磁学补考时,无意将写有公式的纸条带到考场,在考试时未查看 。中途其上卫生间时掉出 ,被监考老师发

现 。学校错误地认为其考试作弊,并作出退学决定。但该决定并没有正式通知本人,学校及相关部门也未按此决定执行。1996年9月学校为其补办了丢失的学生证 ,使其一直正常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重修了电磁学课程,并经考试合格 ,同时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英语及计算机等级考试,获得了相应的证书;又按学校计划参加了毕业实习设计、论文答辩,学校按照标准发放了毕业设计费;还参加了学校组织动员的义务献血活动 。其按规定向学校交纳教育费用 、注册学籍 ,在学校学习期间,完成了被告制定的教学计划,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的要求。然而 ,1998年6月临近毕业时 ,学校才通知原告所在的系,以原告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原告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被告应当履行颁发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等法定职责 。

原告因此请求判令被告:一 、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二、及时有效地为其办理毕业派遣手续;三 、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四、在校报上公开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

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则辩称:本校根据原国家教委关于严肃考场纪律的指示精神制定的“ 068号通知”中规定,凡考试作弊的学生一律按退学处理 ,取消学籍。1996年2月29日,原告在电磁学课程的补考过程中,因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被监考教师发现,并当即停止原告的考试 。学校根据“068号通知 ”的规定,于1996年3月5日在学校的“期末考试工作简报”中通报了原告考试作弊一事 ,并决定对原告按退学处理,之后向校内有关部门发送了对原告按退学处理的九联单,通知各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并通过校内信箱向原告所在的学院送去了九联单中属于原告本人的一联 ,至此原告的学籍已被取消。但由于原告本人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学校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 ,造成原告在退学后仍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原告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 ,也不表明原告的学籍已经恢复 。原告已经不具备学籍,也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被告不给原告颁发毕业证 、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田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 ,取得本科生学籍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中途去卫生间时 ,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 。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 ,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3条第5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 ”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 ,并根据该通知第1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 ,并于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田永继续在校以该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 ,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 。其后 ,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 ,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 ,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 、设计及论文答辩 ,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 。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 ,建议复查。同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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